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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村和扒村瓷札记

发布时间:2020-01-09 14:40:46 已浏览:244次

近年来,扒村真可谓喜上加喜。先是在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近日又被河南省评为第六批历史文化名村。纵观河南全省,行政村几近五万,而能有此殊荣者,屈指可数。即便是按全国近七十万行政村而论,能与扒村此荣比肩者,亦廖廖无几。


美哉扒村,中原名村。乔龙河(扒村河)顺势东来,依村而卧,虎头山状似匍伏、盘居村西。乔龙山居村北有屏风之意,花果岗位村东且野枣成林。中有盆地,具沃土百顷,土层深厚,皆略呈坡状,村落居盆地中央而偏北,意占壬癸(五行中壬癸属水)。金鸡岭位村东引颈欲鸣,似待晨晓。棋盘山曾传闻二仙对弈,观棋者默不语入神忘返。择水而居,生活中有汲水之便,尽显先人遗风。依山而建,建房中取材方便,彰显古人智慧。村四周山林葱郁,有柴薪之便,村中间河水清湛,有润泽之能。扒村人民风纯朴,人呈淳厚。祥瑞之地也!


彼时扒村古窑,则分布于盆地之内。千余亩地域之中,扒村古窑选址于此,真可谓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天时者,地处盆地,天气少暴虐之灾;地利者,制瓷所需各种瓷土、煤炭,扒村附近皆有蕴藏,除去开采便利外,并且有物料运输,顺山势下坡有省劲亦省功之便利!人和者,地处通衢之地,四面居民众多,绝无缺工少匠之虞,且有货物近销远散之便。


扒村史上称为东张镇,大抵清代以前,凡地名,称之为镇或营者,皆为屯兵之所。镇者,有镇压,镇邪之意也!扒村扼北去新郑、密县之要道,居西进登封、洛阳之关隘,有东行长葛之便利,通达古都开封之便捷,且得南达禹州之坦途。在此处设镇屯兵,一则可防山匪南下平原富庶之地掠民,二则可防懒散无赖之徒上山落草为冦。此地虽无一夫当关之险,却有舍此别无它路可行之要。古人在此设镇,用心可谓良苦;故彼时之镇之概念,与当今之行政区划,以及行政级别之镇,其概念完全不同。故此,读者不可不知之。而凡用此称谓者,亦不可不慎之,始可免误人之虞!


而扒村又何以称为扒村?这得从头说起。扒村在历史上因屯兵而称为东张镇,因其距周围村庄皆为八里路程,附近村民又多以八里庄称之。元朝以后,因为战争频繁,此处己无屯兵之需,但其集市功能尤存,所以当地村民皆以八里庄称之。年复一年,东张镇之称则鲜有人提之。然则八里庄之名称,虽非约定,则成俗成通用之名,并无有人提出异议。


时至明末清初,社会体制日瑧完善,人员往来较之于以前大有增加。而以县城为一方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也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此时的八里庄村名,极易产生歧意,并产生过不少歧义和笑话。


当时所谓的地名中凡是以里程命名的,都是以它距城区中心,或者是县衙门口的距离而论的。如十里铺离城是十里,五里堡是离城五里,三里店是离城三里等等,这在全国己经是约定俗成之规范。而此前的东张镇,即当时的八里庄,显然是不合乎此项规矩的。当年曾有县府衙役下乡办案,一听是去八里庄办案,心想也就区区八里路程,臆测也就是午后前去,傍晚可回。


谁知午后出城以后,越走越远,直到傍晚,才走到八里庄。第二天才回转到城里。回禀县长说这个八里庄是山边的八里庄,不是离城八里路程的八里庄。当年的县长都是秀才以上的文人,为了避免混淆。就把八里庄的“八”字改成了一个“巴”字,为了表示它是山边的村庄,又在这个巴字的左边加了个山字傍(山巴左右结构,也有写成上山下巴结构的)。也就是前面括号内的样子,只是把它们合成一个字了。


可是这个带山字傍的巴里庄又违背了它原来的含意,所以当地村民又都简称它为(带山字)巴庄,这里边也有便于称乎的原因。可是这里的问题又来了,这次的问题是来自本庄内部,因为在这个时候,村和庄的称谓己经是有明显的区别了。村是比庄大一级的称谓,而且是大得多的称谓,当时可以称为庄的,三五户即可,有的甚至一户也可称为某某庄,所以当地村民为了表示本大庄与其它小庄有所区别,又都自称本庄为村了。也就是带山字傍的巴村了(河南省禹州市地名志,438页。1988年版,沈林昌主编)。此名称一直用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因此字为自造字,对外地人来说,写和认都有困难,所以当时在禹县报写报的人仝得励就把带山字傍的“巴”字,改写成了音韵皆同的“扒”字。


这就是现在的扒村名子的由来。那么写报人为何要改带山字傍的“巴”为“扒”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禹县报不但在禹县和邻邦县发行,还要发行到外地图书馆,更要寄到省政府开封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一个县办一份报纸,在抗日战争以前的民国时期,是很不得了的事,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全国唯一的一份县级办的报纸,所以当年的禹县报对异体字的使用也是很考究的,因其关乎报纸的文化品位!


前述资料我是从解放前禹县报的老报人仝得励和改革开放后的禹州地名志编辑沈林昌处得来。(仝得励,禹县城关镇福地街人,解放前曾在《禹县报》写报十余年,后任国民党禹县县党部录事。沈林昌,褚河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任禹州市地名办主编。)


禹州得以盛名,全赖得益于瓷。若以禹州之瓷分之,扒村瓷则有举足轻重之份。早在2006年即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扒村窑”,其位之要,可见一斑。


扒村窑位于禹州城北,距城区约十余公里。窑址多在村南,占地十顷开外(一顷一百亩)。鼎盛时期,有瓷窑逾百,工匠数千。白天百余作坊做瓷,描绘水彩。夜间众多瓷窑烧瓷,炉火映天。


货物游走八面,工匠聚集四方。当年扒村周边,用民间的说法是: “千村皆有匠,万户竞做瓷”,据此可以想象当时瓷业之繁盛。以至于到现在民间还流传着:“瓷坊干一月,种地得一年”之说。并且当地还有描述瓷坊从业者的生活状况是:“不事农桑,衣食颇丰”之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从业者己经趋向专业,此乃社会进步之兆也!


当年的扒村瓷窑,数量众多,而窑则普遍偏小。其窑之状,形似窝头,“高不盈人、阔不及庹”的窑,就是最大之窑了。至于小窑之小,则小的难以想象。据当地村民讲,扒村窑小窑小的仅可容纳几件瓷器。这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是小农经济模式的经营,也说明当时的生产力还是相当低下的。


扒村瓷窑,本属民窑,其品种造型繁多,艺术风格独特。其产品以白底黑花为主,次为翠青绘黑花,间或发现的有黑、白、三彩、加彩等,因其花饰多以黑色为主,故又有“宋代墨瓷遗址”之称。扒村窑所产器物,以民用为主,器型以碗、盘、枕、瓶、罐等实用器皿居多。其它的也有许多小件物品出土,经当地走访和历史考证,这些小件物品,应该是当年的窑工们在闲暇之余,用做大件剩余之料,随手做些小件玩艺。在装窑时视大件物品之间隙,加塞些小件玩艺。这些小件玩艺,不占用窑内主要空间,不碍主要产品数量,不多消耗能源,却有缓解主要器物、附近升温和降温的作用,这些小件,对提高成品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扒村瓷白釉常泛乳黄,釉面鲜有贼光(微欠光泽),胎硬、瓷坚而厚重,质朴、略糙而不拙。其装饰手法多为绘画和画花,彩绘则分釉下和釉上两种。扒村瓷窑烧制的瓷器以白地黑花为主,黑花、花瓷、黄白釉、青瓷等亦有,瓷胎有深灰和米黄。其质坚硬,胎骨略粗。其装饰手法多在器物表面,施以诗、或者画。其中尤以是在盆、或者碗中心显目位置画一枝大的花卉或花草为多,也有许多是在器物中心写一个大字,如书写张、阵、道、忍、花等。从目前可见到的实物残片推断,当年应该是一盘一字,四件或者是八件为一套,每套构成一个佳句。如现存的能见到的就有分别写有花、雪两个字的盘子(该残件现存于扒村)。故推断其全句应该是“风花雪月”。也有在一个瓷器的中央书写几个字的,如把风、花、雪、月四个字都写在一个盘子里面的(该残件现存于扒村)。还有一个在瓷器中央书写两个字的,如把“清净”都写在一个盘子里(该残件现存于扒村)。其它的装饰手法则有绞釉、剔花、而白地黑花则是剔花装饰中工艺最复杂、难度最大的品种。


在扒村窑器物中,以图画为主的图案则构图严谨,一般图案多为花草、水藻、鱼、莲瓣、人物、鸟兽、虫鱼、荷花等。纹样具有线条流畅,生机盎然,极富民间生活气息之类。格调朴拙粗犷,取材多源于生活。扒村窑瓷器以极具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而著称,在宋代瓷中堪称别具一格。其画面装饰取材于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小景,极富生活情趣与幽默。现在能看到的图画可以说是“每图必有意、意必呈吉祥”。扒村窑的画匠师,应该多为民间画匠,从其作品可以看出,他们很少临摹古人画谱。其取材多为乡村野景,其构图中虽无宫廷之富丽堂皇,却有农家的树木之秀。虽无名山大川的磅礴大气,却有山石之迎的乡村野趣。其图画中的石桥之拱,以及拱下的水波之曲,皆别居一格。与此时文人们的水墨山水画相较而言,则另辟蹊径,各有千秋。


因此扒村窑瓷是以适应平民大众审美趣味,以世俗性内容为主要题材。扒村瓷图画中的图案,有的虽然廖廖几笔,但是它都能使画作达到“以景寓意,意则传神”的效果。扒村瓷以线条流利,豪放朴实的风格,赢得了布衣阶层的喜爱。它作为宋代北方民窑瓷器之典范,无论在造型和装饰上都立足于实用、兼顾美观。


扒村窑瓷的另一特点,是它很巧妙地利用了化妆土,遮盖住了原胎体的不良呈色,为利用劣质原料生产优质瓷器,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也减轻了劳动强度和胎体原材料的加工难度,使得胎体整体表面光滑平整,釉层柔和滋润。所谓的化妆土,即是以比较纯净,含铁量低的瓷土,加工成洁白细腻,呈白色或奶白色,施于坯体表面的一种装饰层。它的实质是“以优盖劣”法。这在我国的制瓷史上,也是一个突破和进步。


扒村窑的三彩和钧瓷艺术。史上扒村窑也烧制过三彩和钧瓷,当地村民曾在遗址内发现,并捡到过三彩瓷片,但是数量不多。据我所知,至目前为止,尚未在扒村窑遗址内发现较为完整的三彩器件,仅有少量三彩残片可见(该残片现存扒村)。由此似乎可以推断,三彩瓷不是扒村窑的主要产品。据当地村民说:钧瓷扒村窑也烧制过,且有残件面世,只是所见甚少,但是在扒村窑遗址内的钧瓷残片十分罕见。所以扒村窑的钧瓷和三彩,远远没有其白底黑花瓷在国内的影响力大,这也是扒村窑的钧瓷和三彩至今还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此前我曾在扒村一藏友处见到两个藏青色钧瓷碗,其宋代特征十分明显,可惜都是残件。据该藏友说,这些都是扒村遗址发现的,如果这些钧瓷碗真如该藏友所言,那扒村作为禹州瓷业的鼻祖地位就确立无疑了。可惜的是能支持这些说法的论据,现在是少之又少了!


关于扒村窑的钧瓷和三彩瓷存世量少的原因,是否可以这样推理:当年扒村窑的窑工们,正在引进和试烧钧瓷与三彩,刚刚获得成功,尚未形成普及和规模性的批量生产,就遭遇到了兵烬之祸,使得扒村窑的钧瓷和三彩夭折在了萌芽期间。这些推理当然还需史学家们考证!说到扒村窑瓷器,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它属于磁州窑系。请注意,磁州窑与磁州窑系是两个概念。尽管磁州窑在河北,但磁州窑系的重要窑口,大都集中在河南,并且该窑系的精品也都是在河南。实际上,扒村窑要比磁州窑早一百多年。这个己经是业界公认不争的事实,扒村瓷归属磁州窑系实为千古之憾。它建窑烧制在磁州窑前,发掘命名在磁州窑后。这种命名方法,实在是有误人之嫌!


在禹州宋代的州志上,曾明确地记载着,在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是年七月,金将宗翰复取郑州,阳翟县民迁于河北。”这是否预示着,是当年的阳翟县民迁于河北后,带去了瓷器烧制技术。因为磁州窑的烧制时间,史学界公认的是其最早是不会早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公元1078年)。这与阳翟县民迁往河北的时间其本上是吻合的。还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所指的河北,不是现在的行政区划的河北省,而是泛指现在的黄河以北。现在在某些介绍扒村窑遗址的说明和碑文上,不知道是谁写上了扒村瓷是“磁州窑系的一个重要分支”!此一大谬误也。扒村窑在先,磁州窑在后;扒村瓷优秀,磁州瓷中等;扒村瓷品种繁多,磁州瓷相比较少;扒村窑时限上比磁州窑早,工艺水平上比磁州窑高。无论从数量、质量、装饰上都比磁州窑好得多的扒村窑,怎么会是磁州窑系的分支呢?准确地说:“扒村窑是磁州窑系的祖庭和典范”。把扒村窑说成是磁州窑系的一个重要分支的这种说法,如若不预以改正,误人子弟尚且事小,若干年以后在作历史考证时,这句话该作何解释?说实在话,看见写这句话的碑刻,我就郁气难抑,真想立刻挥臂抡锤,一舒筋骨,二畅郁气。须知凡写传世之文者,必须有敬畏历史之心。碑刻传世,岂可乱书,慎也慎也!


关于窑系说法的形成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实际上磁州窑在“磁州窑系”中,只能算是中等的水平与地位。之所以用磁州窑来命名这个所谓的“窑系”,只不过是得益于他最早被科学发掘,进而较早被(北京)理论界认识的缘故。并且从产量,规模,品种的丰富性上看,磁州窑也不是最优秀的,扒村窑就比它好得多。许多十分优秀的民间窑口,错误地被划归“磁州窑系”,是一种不科学不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实际上磁州窑系的说法,是犯了“以偏盖全”“以劣遮优”的错误!如果说把扒村窑划归磁州窑系尚能理解的话,那么把扒村窑写成是磁州窑系的重要分支一说,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本文之要,也在于此!


什么是磁州窑系呢?下面就简单地说一下磁州窑系。磁州窑系是我国北方一个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民窑体系泛称。其主要分布于河北、河南、山西等省。其中无论从数量、质量上都以河南为最。


现在在陶瓷史学界里,公认磁州窑的创烧历史,是晚于河南磁州窑系诸多窑口的。在中央电视台的说瓷节目里,国家级专家丘小君、毛晓沪都曾明确地多次申明,扒村瓷至少要先于磁州窑一百多年。国内著名的民间收藏家马未都,也曾在马未都说陶瓷节目上,就有关磁州窑的命名来源进行了讲解。马先生确定的是:磁州窑这个名字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一个外国人霍布逊(英美不详)确定的。


马未都先生十分肯定的说法是:磁州窑的精品是在河南,不是邯郸磁县,但为什么要叫做磁州窑呢?因为这个窑系最早是在河北磁县发现的,所以就用磁州窑进行了命名。但是这并不是说明磁州窑瓷优秀,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用分类名。


多年前,焦作市的陈北朝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发表时间是二零零七年八月八日,文章的题目是《质疑磁州窑系》。刘志国先生在互联网上预以转载。


他对磁州窑系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现在在网上是应该可以查到的,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文章中有理有据地,客观公正地对磁州窑和磁州窑系作了探讨和评价。相信大家看后,会提高自己的认识!